第四节 园林与文庙
 园林是四川古建筑中最富艺术表现形式的建筑，它将建筑、文化、艺术、绘画、雕塑、环境熔为一炉，内涵丰富，意境深远。文庙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四川地域文化中最直接的反映，为四川各地最为精致宏伟的建筑之一。
 一、园林
 由于古代巴蜀与中原各其它地区的文化交流，也由于四川在地理上的特殊位置，四川古典园林既有中国古典园林的共同特点，又独具四川地方的特有风格。
 （一）造园历史
 四川最早的造园活动可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。秦灭蜀后，于公元前310年开始筑成都大城与少城，四方掘地取土，形成了城北的万寿池，城东的千秋池和城西的柳池，又在城墙上建张仪楼，这些都成为当时蜀郡的风景名胜。西汉时，川西平原有不少地主庄园，大量出土的汉代画像砖展示了这些庄园的园林特征。当时临邛富户卓王孙有颇具规模的私家花园，宅园内垂柳绿树依依，楼台亭榭密布。
 隋灭北周后，蜀王杨秀在少城、大城的基础上筑隋城，史称子城。规模浩大的子城用土全部在少城与大城周围地方取，而在隋城内形成一个巨大的湖泊，史称“摩诃池”。“蜀官泛舟入此池，曲折十余里”，池畔绿树成荫，翠红掩映，两岸街坊相接，人来人往，成为隋城内的游览胜地。
 到唐朝，李德裕在四川新繁营造东湖，曲池迥廊，古树苍苍，与他在洛阳伊阙所建的“平泉别墅”有微妙的异同之处。唐朝西川节度使韦皋在成都东南锦江、府河汇流处建合江园，园中有“合江亭”、“苏华楼”诸胜，遍植美卉异竹，被誉为“成都园亭胜迹之最”。合江园对岸的赴园，也是景致幽雅之处。五代时期，前蜀王建、王衍父子在隋大城官苑内改摩诃池为龙跃池、宣华池，并扩建成为皇家专用的大园林、后花园，名为“宣华苑”；在合江亭旧址建芳华园，在百花潭上游建梅苑。后蜀孟知祥在成都北郊天回镇附近建御花园，孟昶在成都城墙上遍植芙蓉，展“四十里锦绣”，使成都的园林盛极一时。
唐、宋两朝是我国经济文化发达的时期，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诗人、大文豪、名宰辅、名学士等，或因生在四川，或因宦游入蜀，或因避难寓居，这此灿若群星的文化巨子，为四川古典园林种下了极高层次的文化基因，奠定了极好的文化基础。他们在四川留下了新繁东湖（唐李德裕园）、广汉房湖（唐房琯园）、成都杜甫草堂（唐杜甫故居）、眉山三苏祠（宋苏洵、苏轼、苏辙故居和祀祠）、崇州罨化池（宋陆游故居和祀祠）、宜宾流杯池（宋黄庭坚旧游处）、绵阳李杜祠（唐代大诗人李白、杜甫的合祀专祠）以及后来的新都桂湖（明杨升庵故居和祠堂）等一大批名人纪念园林。这种纪念性园林以其深沉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特有的造园艺术魅力，逐渐成为四川古典园林的主体，代表了四川古典园林的典型风格。
 明、清时期，四川的私家花园有所增加。成都有明代宰相卓秉恬的“相府”、清代状元骆丞襄的“骆公祠”、名作家巴金的祖居“李府”等，其间多有荷池湖柳、水阁凉亭、小桥竹径、梅苑假山，布局十分考究。数量更多的是分布于州县和乡间的地主庄园，其中不乏精巧别致的佳例，如广汉高骈桂湖池（已圯）和川南江安的夕佳山等。
 （二）特色
 四川古典园林的特色，主要从选址、造园要素和造园技巧等多方面体现出来。
 1、极其注重选址，善于借景入园。
 四川古典园林的选址极有考虑。城内多选靠近城垣、偏安一隅的幽静区域，并利用城垣的高度观赏郊野田园风光，如新都桂湖与园内的“观稼台”。在城郊则多选风景幽雅之处，如成都杜甫草堂坐落在“清江一曲抱村流，盛夏江村事事幽”的浣花溪畔，观景近则“门泊东吴万里船”，远则“窗含西岭千秋雪”，把近、远美景都招入园中。在名山大川的自然风景区中，则选风景幽绝的精华之处，如唐代王维在峨眉山结茅而卜的“水竹居”，依青山而饮大峨中峰之秀色，临飞泉而听神水漱玉之清音，可谓如诗如画，尽善尽美，不愧为唐代自然山水派的典型。
 2、布局灵活自由，追求自然风韵
四川古典园林的布局，非常合乎中国传统造园的精辟论述：“园有异宜而无成法”。新繁东湖，新都桂湖与崇州罨化池是以水体为主，环湖点缀楼、台、亭、榭，形成环湖游览路线，这与江南园林的布局较为相似。成都杜甫草堂与眉山三苏祠则颇具四川园林的个性：以大体对称的祀祠建筑为主轴，在其左右和周围采用自然活泼的布置手法，或建亭台，或置廊榭，或筑小院，或起高阁。水系无明显聚合的所谓“湖”，而是因势利导，理成曲池横塘、蜿转溪流，且将水系与建筑巧妙的穿插、渗透、亲近、融合，以体现四川田园、村舍的自然风韵。
 四川古典园林虽有中国古典园林挖湖堆山的共同特点，但摒弃了北方皇家园林在湖中常建蓬莱三山的作法，而是把蜀山神韵自然融铸园中，并用堤、岛划分水面，以增加园景层次，山水因借，相得益彰。
 3、建筑源于乡土，塑造雅朴情调
 四川古典园林在建筑经营上更讲究“式征清赏”、“贵在体宜”。其突出特点是建筑与山池花木结合自然，布局疏朗而造型雅朴，较之纡丽工整、穷极其巧的江南园林更具村野田舍的自然韵味。四川古园中很少用曲折迥环、联通全园建筑的廊子，偶尔采用也十分空透自然，相异于江南园林为追求明开合和与“小中见大”而熬费苦心的迷宫式的经营。建筑密度远比苏州园林的小，绿化面积远比苏州园林的大。园林建筑更注重体现“崇尚自然、朴实无华”的四川农舍、民居风致。杜甫草堂跨水面建的“水槛”，取材于川西平原常见的水碾磨房；“少陵草堂”茅亭和柴门源于杜甫当年卜居浣花溪畔的林间茅屋；新都桂湖的船厅“航秋”，似是船舫，又似水榭，比苏州园林的舫更具婉约朦胧的意境美。这些园林建筑都是将乡土建筑加以提炼，取其神韵，而不是直接的临摹，因而更具中国写意山水画的意蕴，较江南园林的格调更为古朴、高雅，构成的园景意境也更为含蓄、幽深。园林建筑多与水面接近，其结合方式大致有：“点”、“凸”、“跨”、“飘”、“引”几种。或把建筑点缀于水中；或把建筑临岸分置，三面凸入水中；或将建筑物跨越河道、溪涧之上；或对伸入水中的建筑基础采用下部架空的办法，有飘浮于水面的感觉；或“引”，即水池在中，轩庭怀抱，形成水庭，成为内部空间的一部分。
 4、适地适景植树，表现天然美感
 四川气候温和，灌溉便利，土地肥沃，花木繁盛。乔木如桢楠、香樟、银杏、翠柏，花树如梅花、海棠、紫薇、芙蓉，其它如竹、兰、菊、荷，生长都很普遍。四川园林既注意适地适树，以乡土树种为园林植物的基本格调，又注意植物配植的诗情画意和构图造景，与建筑配合协调，为园林的意境服务。成都杜甫草堂以诗人杜甫的写景名句“风今翠筱娟娟净，雨裛红藻苒苒香”为据而保持茂林修竹和池塘荷花；工部祠庭园以红梅取胜，望江楼公园以竹类见长；新都桂湖有如蜀中西泠，略有“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”之致。其余园林，大都以竹、柳、樟、荷为基本特色，再因时因景突出自身特点。但总的看，四川古园植物配置手法较为古朴、自然。除建筑近旁和庭院之中用孤植、对植外，多采用成林成片的群植。植物或临溪傍湖，或翻山越岭，或沿途夹道，或遍布一方，犹如图画的泼墨山水，大笔写意，挥洒自如，色调浓郁，气韵浑厚。无论是森森翠柏、葱葱竹海，抑或灿灿春花、苒苒红藻，均给人以强烈的天然美感。
 （三）代表园林
 1、望江楼公园
 地处成都市东南，濒锦江南岸，是唐代女诗人薛涛遗址。现占地面积约180亩。主要建筑有崇丽阁、濯锦楼、吟诗楼等，多系晚清以来重修，为一组布局自由的川西园林建筑。
 崇丽阁建于清光绪年间，阁会意并得名于晋代文学家左思《蜀都赋》中的名句：“既崇且丽，实号成都”，现已成为成都市的一座标志性建筑。阁为木构四重檐八角攒尖顶，四层，高30米，下两层为四方形，上两层为八方形，暗寓天圆地方之意。该楼层层内收，结构精巧，造型和比例谐调。龙檐高耸，爪角玲珑，金铜宝顶，金黄色琉璃瓦，雕梁画栋，朱漆层楼飞阁流丹，具有川西传统建筑风格。清人顾复初曾写联赞美此楼：“引袖拂寒星，古意苍茫，看四壁云山，青来剑外；停琴伫凉月，予怀浩渺，送一篙春水，绿到江南。”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此处景色，抒发了思古的情怀。
 濯锦楼临江而建，为两层四开间木构建筑，上下层均为围廊，外檐部及门窗等装修雕刻精致。吟诗楼为两层木构建筑。筒瓦屋面，简洁古朴，颇具川西园林建筑风格。
 2、桂湖
 在成都新都区西南隅，是明代著名学者杨开庵的故居纪念地。占地达60多亩，含有湖面20多亩，殿阁楼台亭榭达20处，以不同形式巧妙结合在绿丛和湖光水面之间。现存建筑和园林基本是清道光十九年（1839年）的布局和规模。主要建筑有升庵祠、杨柳楼、湖心楼、问津楼、望月楼、枕碧亭、交加亭、沈霞榭、聆香阁等。皆为木构架小式作法，建筑装修精致，具有浓郁的地方传统风格；其单体建筑规模不大，构思各具特色。园内四周遍植桂花树，每当金秋时节，香飘万里，有“天府第一湖”的美称。
 3、罨化池（陆游祠）
 罨化池、陆游祠在崇州市崇阳镇，两组建筑群均布局巧妙，与园林水面相结合。罨化池在唐、宋时为地方官吏迎送宾客的官廨，建园历史悠久，占地85亩，有水面20余亩，兼有自然景观、人文景观之胜。全园布局以水面为中心，四周散布楼台亭榭、轩堂别馆多处，布置自然、林木葱笼，具有传统川西园林特色。大小建筑采用木构民居传统处理手法，简洁古朴，与环境极为谐调。陆游祠位于罨化池公园内，始建于明正德年间。祠堂为传统民居风格，有过厅、序馆、两廊、放翁堂等建筑，装修精致，简朴典雅，与园林水面融为一体。园内红梅之盛，驰名川西，每逢春梅早发，远近游人多到此赏梅。
 4、东湖
 东湖是川西著名古典园林，在新都区新繁镇。始为唐代西川节度使、著名宰相李德裕任新繁县令时所开凿，现存园林为清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重建。园林占地30余亩，湖面约占三分之一，布局巧妙，玲珑别致，具有我国古典园林传统建筑形式和表现手法。现有楼、堂、台、阁、亭、榭等园林建筑20余座，建筑为木构灰瓦屋面，系川西民居格局，简朴古雅，与环境极为谐调。保存有自宋以来名人撰写的碑、匾20余块，楹联10余处，古风尚存，有“西蜀名园”之誉。
 
 二、文庙
 （一）历史与特色
 孔子是我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教育家、思想家，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，历史上的文化名人，他兴办私学，授徒三千，教以礼、乐、御、书、数六艺，打破了“学在官府”的统治者垄断教育。他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。孔子的思想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。孔子死后不久，鲁哀公曾为纪念他而立祠。自汉代起始建孔庙于孔子的故里鲁城阙里，唐玄宗追奉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后，孔庙亦称文宣王庙（简称文庙）。自此孔庙规模日益宏大，现存曲阜孔庙的规模为宋代奠定。后世历朝统治阶级积极推行儒学，在全国普建文庙，成为儒家“学者”举行祀典，即祭孔的纪念建筑。
 文庙的建筑布局均以曲阜孔庙的格局为准，是我国庙宇建筑中一个独特的系统。文庙坐北朝南，总平面布局严格按中轴线左右对称布置，主体建筑布置在中轴线上，如“万仞宫墙”照壁、棂星门、泮池（又称内月池）、大成门（又称战门）、大成殿等。大成门两侧设礼乐亭或钟鼓楼、碑亭等。大成殿前两侧为东西厅。大成殿是文庙建筑中的主体建筑，是祭孔的主殿，殿前建有祭祀时舞乐用的宽阔露台（亦称拜台），这一点不同于其他庙宇；两侧东西两厅是陪祀者，即所谓孔门七十二弟子及历代文贤名儒的牌位所在。总体布局渗透着孔子儒家学说设想的社会模式，贵贱、尊卑、上下左右等区划分明，形成一种极为庄严、肃穆、平衡、稳重的布局形制。
四川文庙甚多，至今保存较为完整并具有代表性的如德阳文庙、资中文庙、富顺文庙和崇州文庙等，这些文庙皆始建于宋朝，后经历代的迁建、重建和扩建而成为现存的规模。上述文庙的主体建筑总体布局，也大都是模仿曲阜孔庙，但结合四川盆地的特点，在选址上和总体布局上，有它因地制宜的地方，如轴线有转折，大门的位置因地而异等，在建筑的配置上也具有独特的地方内容，如建有地方特需的建筑——乡贤祠，用于颂扬地方乡贤的功德；名宦祠，用于颂扬当地名宦的业绩。以上这两个祠分别建于泮池至大城门之间的东西两侧。有的文庙如德阳文庙设节孝祠。大成殿后面建崇圣殿（或称崇圣祠）和名伦堂等。从以上地方文庙为了推行儒学而增建的这些建筑，可以感受到孔子和他的儒家学派对我国历史和传统的强烈影响。
 四川文庙，除了在总体布局上有它“因地制宜”的独特之点外，其主体建筑大成殿，在建筑上是严格按照曲阜孔庙的型制，为重檐歇山顶，近似宫禁制，仅次于其最高级重檐庑殿顶，相当于北京清故宫保和殿的型制。但在结构构造上采用抬梁式构架，在细部处理上，较为简练、质朴，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。大殿及其主要建筑仍为黄瓦朱墙，金碧辉煌，巍峨壮观，整个文庙不失为当地最宏伟、精致的建筑之一。
 （二）代表文庙
 1、富顺文庙
 坐落在富顺县城关镇大南门内正街上，殿宇巍峨气势雄壮，红墙黄瓦壮丽辉煌，是四川境内保留完整、有较高历史艺术价值的古建筑。始建于北宋庆历四年（1044年），后经历代扩建、重建，至清道光十六年（1836年）形成现在规模。占地5651平方米，建筑面积2350平方米。
 文庙坐北朝南，面阔不大，仅46米，而纵深殿宇四重，与左右辅助建筑形成有纵深、有层次的几个院落，进深达143米。文庙庄严、隆重，其建筑是典型的中轴对称布局，把单栋建筑组成有主有次的艺术整体。气势聚而不散，在任何角度都可得到连续而完整的艺术构图。建筑沿中轴层层相套，纵向发展，各个院落的建筑由前到后逐步提高，这种布置，既增加了建筑群体庄严壮观的效果，还重点突出了主要建筑大成殿。
 文庙临正街一片照壁红墙上书“数仞宫墙”四个大字，由左右“圣域”、“贤关”二门进出。整个庙宇围墙环抱，大成门、大成殿、崇圣祠、东庑、西庑等所有建筑屋面均采用黄色琉璃铺作为主，再加以举折和屋角起翘深远，屋脊琉璃瓶形宝顶及立体雕塑的游龙等手法，使整个建筑的屋面装饰富丽，气氛隆重。主体建筑大成殿，面阔五间，进深四柱九檩，高35米，宽27米，进深18米。周围25根直径50厘米的外檐柱构成两米多宽的明廊。耸立于条石砌成的高台上，重檐歇山，大式作法，尺度宏大，气势雄伟壮观。
 文庙内的搁坊、斜撑、瓜柱、挂落等木作雕刻精巧，彩画艳丽豪华。柱础等处的石刻浮雕花卉人物、动物，无不生动细致。特别是大成殿前的丹墀，九条镂空的游龙，戏水于碧波之上，穿行于云朵之中，精雕细作，刀法娴熟，功力不凡，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。
 富顺文庙是中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。墙壁并不承重，只起分隔空间的作用，因此做成通窗，显得简洁明快。远观文庙，庄严富丽，效果鲜明，近看华美精细，耐人寻味，这样使富顺文庙建筑在蓝天、绿树的陪衬之下，黄瓦红墙、灰色的月台、阴影处的彩画，在明亮阳光的照耀下，色彩鲜明强烈。大胆运用对比色调的传统手法是非常成功的，增加了整个建筑群富丽豪华、庄严隆重的气氛。
 2、资中文庙
 位于资中县城北门外文庙街。北宋雍熙年间初建，清道光九年（1829年）又重建。占地面积约7000平方米左右，总建筑面积约2000余平方米。建筑布局谨严，疏密有致，内外呼应。主要建筑坐北向南，按中轴线左右对称布置，依次有万仞宫墙、月池、照壁、棂星门石坊、泮池、戟门、大成殿，名宦祠与乡贤祠分坐于泮池的东西两侧，穿过戟门和边门回廊，左、右分别为钟楼东庑和鼓楼西庑，构成了起伏幽深的两大庭园院落。主国殿宇屋面覆盖黄色琉璃瓦，翼角屋脊饰各种珍禽异兽，石雕工艺精湛。大成殿内有历史价值较高的明嘉靖九年镂刻的高达3米的九龙盘绕牌位，明间上空前后还悬挂有清朝8位皇帝书写的匾额。此文庙为我省保存完整的古建筑群。
 3、德阳孔庙
 位于德阳市中区的德阳孔庙，是一组规模宏大、建筑精美的祭孔建筑群。它坐北朝南，占地2万多平方米，共有建筑物20余处。红墙琉瓦，丹墀瑶阶，斗拱飞檐，藻井彩绘，富丽堂皇。据考证此孔庙仅次于山东曲阜孔庙，居全国第二。德阳孔庙始建于南宋，曾毁于兵火，如今这样规模的孔庙，为清代道光年间重建。
 德阳孔庙不仅雕琢精细，而且布局严谨。在坐北面南的中轴线上，“万仞宫墙”为第一处建筑。宫墙前面两侧，是对称的“道冠古今”和“德配天地”两门，宫墙正对为棂星门，上有具有高超艺术价值的石刻深雕。棂星门前有一泮池，三拱桥横跨泮池上，过石桥进入戟门（又叫大成门），戟门将孔庙建筑划分为东西两路，东路经过名宦祠，西路经过乡贤祠。名宦祠、乡贤祠为地方孔庙所特有。名宦祠前侧是东庑，乡贤祠前侧是西庑。东西两庑是祭祀历代先贤先儒的地方。戟门前高对称的礼、乐亭。入戟门后登瑶阶，过丹墀，进入大成殿。孔庙的核心建筑是大成殿，是祭孔主殿。此殿有44根圆柱，宽7楹，长45米，高15米，斗拱交错，金碧辉煌，巍峨壮观。殿内塑有孔子及四配十二哲的雕像，还有良工重摹之康熙“万世师表”、雍正“生民未有”、乾隆“与天地参”、嘉庆“圣集大成”等匾额。德阳孔庙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 4、崇州文庙
 从落在崇州市中心，占地6000多平方米。初建于明洪武初年，后毁，清又重建并增建。整个建筑群布局严谨协调，稀密有致，依次按中轴线左右对称布置，分别为万仞宫墙、棂星门、泮池拱桥、戟门、大成殿和启圣殿等。
 建筑物脊饰华丽，屋面均覆盖黄、绿色琉璃瓦，交相辉映，金碧辉煌。耸立于石台基之上的大成殿，雄伟壮丽，最为突出。该殿系二层重檐歇山式建筑，抬梁式木构架承重，面宽5间，进深2间，底层四周有围廊，楼层四周设平座，大木小式作法，单挑出檐，檐角飞翘，金黄色琉璃瓦屋顶，其吊柱、撑拱、栏杆等构件均雕刻精致。文庙中的棂星门建筑也很有特色，三重檐绿色琉璃瓦顶，檐角逐层收进，从正面看，犹刀大雁排空，极有气势。
 
 第五节 墓与阙
墓和阙都是四川较早的建筑遗存，是研究四川古代建筑、社会、经济、文化、生活等方面内容的重要史料。
 一、陵墓
 （一）主要墓葬形制
 中国墓葬制度，自春秋战国时代起，即以垒土为坟；至战国末期，形成由两层夯土台构成的“方上”。在秦朝建造秦始皇陵时，“方上”由两层夯土台增为三层。西汉时期，继承了秦朝的墓葬体制，建造了大规模的陵墓。西汉的陵墓在结构上，逐步采用空心砖及至半圆形筒拱结构，东汉初年又发展成为砖穹窿。
 在四川省内所发现的陵墓有：王建墓（永陵）、孟知祥墓、朱友 `墓、朱悦 R墓、刘备墓（惠陵），均系砖、石砌筑，大部份位于成都市郊，其中以王建墓最具有代表性。王建墓墓室由14道石券构成，分前、中、后三室，各有木门间隔，棺木置于中室之须弥座棺床上，两侧刻有十二力士像，后室为御床，上置王建石刻坐像，此墓是唐、五代时期罕有的优秀拱券建筑。由于成都地区地下水位较高，采取了地面起堆，而不同于一般墓穴向下挖掘，其墓室空间主从明确，前、后室采用较低的拱券，拱脚较窄，中室拱脚加大，空间相应加高，突出中室地位。墓室构造与一般的筒拱不同，筒内突出凸形肋，既加强拱券强度，又显示装饰效果，完全不同于唐墓常用的砖筒拱和穹窿。
 四川民间葬俗，由于地域遼阔，民族众多，社会结构复杂，民情风俗名异，因而墓葬形制甚多，仅将主要形制列举如后：
 1、岩墓
东汉时在四川流行，并延续到三国和六朝时期，其构造是在山崖或岩层中开凿洞穴为墓室，俗称“蛮洞”，往往是几十座聚集在一处，分布密集，错落有致，有些墓壁上刻有墓表，或在墓门、墓壁及石棺上雕刻画像和图案。如乐山市郊麻浩湾岩墓，墓室由墓门、享堂、墓道和棺室组成，墓内石刻图像丰富，墓门刻有飞檐、瓦当、斗拱，门楣上刻有浮雕人像，工艺精湛，栩栩如生。再如彭山江口岩墓，在墓门内，辟狭长的隧道，道之左右神龛及灶，其尽端与两侧设墓室，室与隧道间留有间壁、刻作门窗，柱础平整无雕饰，柱上雕有曲拱形斗拱，所表示的木建筑形象，极为丰富。
 2、船棺葬
 自战国至西汉前期，是古代巴蜀的一种葬俗，在四川境内的作法是将几米长、直径1米多的楠木削成船形葬具。
 3、木椁葬
 墓中的棺椁，系承袭周代“天子棺椁七重，诸侯五重，大夫三重，士再重”的礼制，按墓主人身份不同，其规模有别，古代棺椁并称，同属葬具，椁又称椁室，此葬式流行极广。
 4、大石墓
其构造是在地面上用巨石砌成墓室，墓里埋葬人数甚多，年龄、性别不同，尸骨零乱，系多次葬入，早期发现在西汉之前，有的在东汉时期，是当时少数民族的葬俗。
 5、石室墓
 开始出现在西汉后期，盛行于东汉，分布在四川中部。用石材构成，或砖、石并用，在墓石上雕刻各种画像，故又称“画像石墓”。
 6、砖室墓
 墓室用小型长方砖砌筑，局部用楔形和榫卯砖，顶部卷成弧形或穹窿状，在四川发现的砖室墓，有在砖壁上另嵌一件印模着画像的砖，故又称“画像砖墓”。
 7、板岩葬
 在四川西部山区均有发现，以茂县、理县最集中，此类墓葬的时代，上起先秦并巴秦以后，下迄西汉晚期，其构造方法是挖一长方形的墓穴，用厚约半寸的石板若干块，镶作棺的四周，将尸体及随葬口放入后，上盖石板并封土。
 8、悬棺葬
 是将死者的棺木放置在悬岩绝壁上，或利用岩壁间的裂隙处架设棺木，或利用天然岩洞及人工凿穴，盛放棺木，棺大多为独木凿成，呈长方形或船形，如珙县城南洛表场发现的就是少数工族棘人的一种葬俗，故称：“僰人悬棺”。
 在四川地区已发现的墓葬，除上列各种形式外，还有土坑墓、土洞墓、空心砖墓等多种葬俗，这些墓葬形式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文化特性，对于研究四川的民族史、文化史、建筑史都有其重要的价值。
 （二）代表陵墓
 1、王建墓
 位于成都市西门外三洞桥，是1000多年前的五代前蜀皇帝王建的陵墓，史称“永陵”。陵墓外形是一个封土的圆形大土包，底部直径80余米，高约15米，系红砂石砌筑。墓室全长23.4米，由14道石券拱筑成，分前、中、后三室，每室之间有木门间隔。券额上仍保留有部分原有彩画。作为主室的中室，在石砌的棺台上面放置着棺木。棺床为须弥座式，两侧有作抬扶棺床之状的透雕12力士像。正前面和左右两个侧面有浮雕乐伎24人，其中舞蹈者两人，余者奏琵琶、筝、笙、鼓、笛等乐器，是一套组成完整的官庭乐队。后室建有御床，上面置王建石刻坐像。王建墓中的24乐伎石雕，是五代十国完整的官庭乐队的缩影，是精美珍贵的音乐史料，是古代雕塑艺术中难得的精品。王建墓发掘于1942年，1961年为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王建墓的建筑艺术，为后人研究前蜀的社会历史，人民的生产、生活习俗，提供了珍贵的资料。
 2、孟知祥墓
 位于成都市北郊约7公里的磨盘山麓，系五代十国时期后蜀主孟知祥（893年－934年）之陵墓，史称“和陵”。于1971年春发掘。墓型特殊，分为墓道及宝城两部分，全用青石砌成。墓道长12.5米，墓周长77.4米，墓底距地表4.98米。墓道内步梯由青砖砌成。墓门为牌楼式仿木石构建筑，上刻青龙白虎等浮雕；内侧两壁有彩绘男女宫人像。墓室为圆锥形穹窿顶，主室居中，两旁各有一耳室。主室直径6.5米，高8.16米。室中有须弥座青石棺台一座，高2.1米，长5.1米，宽2.7米，前后各有浮雕力士5人。耳室造型与主室相仿，只规模稍小。该墓装饰讲究、华丽，是研究明代藩王墓制建筑的珍贵实例。
 3、僖王陵
 僖王系朱元璋嫡系从孙，明代蜀第三代。宣德九年（1434年）死后葬于成都东郊朱家大梁山。刻墓地宫完全仿照明初蜀王府的规模和形制，是一座仿木结构的地下宫殿式建筑，三进三重殿四合院布局，全长为31.7米，内空高5.45米，宽为6.75米。墓内的主要构件全部采用都江堰市出产的巨型优质青石精雕而成。其中仅有地宫朱红大门一项，每扇就重达2吨多。门上刻有凸起的圆形门钉9排，每排9颗，共计81颗。地宫中的仿木石雕花格门、窗，刻工考究，一丝不苟。配殿欢门、棺室宝顶上，遍布缠枝葵菊图、百态牡丹图、祥云莲花图，株株求异，朵朵不同，形神兼备，各具风姿。棺室后部绿色琉璃影壁中心，镶嵌着“双龙戏珠”描金釉陶盘，这是过去从未见过的明代艺术精品。墓中圹志碑铭文的书法为明代书法杰作之一。遍布墓内的绿色琉璃瓦、琉璃斗拱、脊兽等物件，皆为当时成都老皇城建筑“蜀王府”的宫廷格局，其气势宏伟和华丽精美，均堪称一绝。这是现今已发现的明代帝王陵中最精美的地宫之一。
 4、麻浩岩墓
 东汉墓葬群。位于乐山市城东凌云山南坡的麻浩，从大地湾内至虎头湾东侧，连绵300余米。崖墓分层排列，高低错落，左右毗邻。最密的东侧，层数多达九层，计墓葬330座。形制大体为单室、双室及多室墓三种，一般都凿有墓道，长短决定于崖面的陡峭与否。单室墓全长10米以下，双室在10－20米之间，多室则在20米以上。墓室结构则拟生人居室如庭院，均为前堂后室制。葬具有瓦棺、石棺。有的棺室中不见葬具，应是木棺腐朽无存；有的就崖石凿成之棺和椁。由于崖墓历经盗扰，葬物损失严重。就已收集到的随葬品看，有铁刀、五株钱及各类陶器。陶器组合为田、井、仓、房、家畜家禽；人物如农夫、侍役、戏俑；家具如釜、甑、罐、壶、碗、钵等。墓葬中石刻极多，可分为建筑雕刻，画像雕刻，题记雕刻三类，题材内容都极广泛，都与汉民族的生活方式相关。崖墓在四川极为普遍，被人呼为“蛮洞”，但像乐山麻浩崖墓的典型、密集尚属首见。从1984年9月25日起，乐山崖墓博物馆首次展出，一为崖墓现场，二为出土文物陈列，能反映乐山崖墓的发掘和整理。
 
 二、汉阙
 （一）历史
 阙是中国古代建筑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种建筑形象，溯源于门。在中国古代建筑中，门之设立，最早始源于一种防卫上的需要，而阙则属于“宫门”的形制，即建在宫门或陵墓等建筑群前的左右对称的建筑物，两阙间空缺的地段为通向阙后建筑物的道路。其构造是中央无门扇，“阙”与“缺”相通，两阙之间为一通道，“阙然为道”，这也是其名称的由来，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。汉代的地面建筑，留存至今较为完整的只有阙。
 唐宋以后，阙逐步通过“左右连阙”，演化为凹形平面布局新宫阙（如北京故宫午门），成为宫廷广场的礼制性门楼。这时的阙，则具有实用性、防卫性和礼仪性。宋代以后单独的阙已几乎销声匿迹。
 阙既标志建筑物主人显赫的身份和崇高的地位，又具有装饰大门的作用。其建造用材，采用砖、木或石块垒砌，也有用巨石凿成的。在四川省内发现的均为石阙，其数量超过全国范围内现存阙的三分之二。发现石阙的地区有渠县、梓潼、绵阳、德阳、新都、雅安等县市，其中渠县有杨公阙、李业阙、贾公阙、赴雍阙，绵阳有平阳府君阙，新都有王稚子阙，德阳有上庸长阙，雅安有高颐阙等，据考证大多为汉代所建造，故名为“汉阙”。
 （二）结构与类别
 阙由阙基、阙身和屋顶三部分组成，包括柱、阙额、枋、斗拱、椽头、飞檐、屋面和脊顶部位。从外观上可分为单体阙和子母阙两大类。单体阙，阙基为一低矮的方台，阙身为方柱形，其阙身顶部叠砌着两层楼阁，上层比下层大，并向外挑出。所谓子母阙，是由一大一小、一高一低的两个相连的阙组成。其中大而高的称为“正阙”，其位置在内侧（靠近通道的一侧）；小而矮的称为副阙或子阙。正阙和子阙都有自己的屋顶，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基座，在平面上连成一体。所有石阙阙身四周一般饰以浮雕，有兽禽、人物、车马、楼阁、云气、仙灵等图案及铭文。正面刻的铭文，标明其主人的官职、品位，如雅安高颐阙刻有铭文“汉故益州太守阴平都尉武阳令北府丞举廉高君字贯光”二十四字，充分说明阙主曾任过的官职、身份、地位。有的阙身正面素平无铭文，则称为无铭阙，如渠县王家坪、蒲家湾、赴家村东、赴家村西等处的石阙均为无铭阙。石阙虽由石筑成，但其上部屋顶却仿当时木结构形制，为我们研究汉代建筑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。
 （三）代表汉阙
 1、高颐阙
 位于雅安城东的姚桥乡汉碑村川藏公路旁。建于东汉建安十四年（209年），是如今四川保存最完整最精美的石阙，也是我国至今保护较完整的汉代石质墓阙，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此阙系东汉益州太守高颐的墓阙，用许多石头垒砌而成。原是一对有子阙的双阙，东阙已残，只存阙座和阙身，西阙完整，今天的高颐阙主要指西阙。
 阙全高5.99米，由基座、柱、阑额、斗拱、枋、椽头、飞头和五脊顶各部分所组成。阙身立在一个基座上，基座四周雕刻出矮柱和方斗。阙身高3.39米，宽1.63米，厚2.50米，上雕出枋子、斗拱棱角，四面浮雕人物、车马、鸟兽等物，千姿百态，形象逼真。阙顶为汉代仿木结构重檐式屋面，两檐相距甚紧，屋面坡度很平，但椽子是水平的。屋面上又用另一石块雕成正脊，脊两端雕出重叠的瓦当形，以表示屋脊是用筒瓦垒成的。脊中刻一口衔朱绶的鲲鹏。阙顶宽3.81米，伸出阙身以外达1.2米，在造型比例上显得十分大胆。从阙身到屋檐，其间用了五层石块，逐渐向外挑出，使得屋檐部分极为舒展。整个外形呈现活泼而又稳定之感。
此阙的重要部分，便是五层石块上的雕刻，其浅浮雕技艺很高。从下而上第一层石块，雕成几大栌头，上面承托着三层纵横相叠的枋子；第二层石块雕刻成一周一斗二升横拱托着一周枋子，斗拱略向外倾，拱下有蜀柱形的支承物；第三层是一层石块周边浮雕；第四层石块上大下小，四边向外倾斜，四周浮雕；第五层也是一层薄块，四边雕成纵横相交的枋子。人物禽兽姿态各异，已显示汉代雕刻艺术和建筑艺术相当高的水平。
 高颐阙上有铭文“汉故益州太守阴平都尉武阳令北府丞举孝廉高君字贯光”，阙前左右有圆雕“天禄”、“辟邪”二石兽，刻工简练，古朴劲健，动态感极强，为汉代精品。
 2、沈府居阙
 沈府君，东汉人，名无考。官至北屯司马左都侯。汉代尊称太守为“府君”。沈府君阙坐落于汉碑乡汉亭村燕家场，旧名沈公湾，距县城34公里。兴建于东汉安帝延光年间（122年－125年），为渠县6阙中唯一双阙。原为双体阙，子阙已毁。两阙相距21.62米。方位北偏西11度。双阙形体基本一致，皆由阙基、阙身、枋子层、介石、斗拱层及屋顶6个部分组成，高4.84米。
 阙基均用条石砌成，露土部分高14厘米，长158厘米，宽106厘米。阙身高252厘米，宽98厘米，厚66厘米。正面、上皆镌一迎风展翅朱雀，下镌饕餮，东阙内侧浮雕一青龙，利吻紧衔一玉环之绶带，挣扎向上，嘘气腾云。两阙内侧为白虎，隆准短耳，4足5爪，尾长而刚健，口紧衔玉环绶带，跃跃欲试。背面素无纹饰。外侧留下接子阙的痕迹，石质粗糙。东阙正面铭文一行，汉隶“汉谒者北屯司马左都侯沈府君神道”，字幅面纵91厘米，横75厘米。西阙为“汉新丰令交趾都尉沈府君神道”，字幅面纵123厘米，横11厘米。《舆地纪胜》载：铭文中“沈字、左字、道字、丰字，发笔皆长过三四寸许，令字、交字两笔皆长，君字中笔亦长”，为诸阙所未见。清人王椿源《沈府君神道碑亭记》载：唐代张怀灌曾赞汉阙书法“腾飞扬波，匪晋魏以来所能仿佛也”。两千年间，沈阙铭文为世人纷争摹拓，仅清代道光年间有“数百纸”在海内流传，收藏者“如得异宝”。
 阙身上是枋子层，高47厘米，宽114厘米，厚78厘米。枋子层正面两枋间有一角环花在口的辅首，齿瓜眉纹清晰可辨。枋子层四角，有力士以肩用力托住介石及斗拱层。介石高11厘米，正面长100厘米，与斗拱层共为一块石头。斗拱层向上斜挑出，呈倒梯形，正背二面分别为两垛一斗二开曲拱。斗拱层四周遍布多种深浮雕，除有牛、羊、马诸畜，果树、小草之属外，还有独轮车、农商交易、错射、骑鹿、戏虎等图案，错射场面中裸体工人，较为少见。
 两阙旁有清元邑侯王椿源于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所立石碑，题《沈府君神道碑亭记》。王椿源曾修保护亭，已毁。1979年，国家拨专款修仿古石围墙，长40米，宽20.3米，面积801.2平方米。
 3、平阳府君阙
 系国务院1961年3月公布的第一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。在全国现存的20余处汉代石阙中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双出墓阙。
 平阳府君阙位于绵阳市游仙区游仙镇开元村四组。西面紧靠川陕公路，东临芙蓉溪。阙檐上原刻有“汉平阳府君叔神道”铭文，故名，至今“汉”、“平”、“府”等字清晰可见。该墓阙建于东汉末期，坐西向东，有南北二阙，相距26.20米。该双出阙高的为主阙，低的为副阙（亦称母子阙），南阙高3.50米，北阙高4.35米。
 全阙由阙基、阙身、阙盖三部分组成。基座由三块纵向排列的大条石平铺，基座表面刻有斗子蜀柱及地面坊。主阙阙身由六层石条及石板组成，子阙阙身由四层石条和石板叠砌而成。东西两面各刻有凹槽的方柱三根，柱脚联以宽大的地袱，柱顶贯以宽大的楣枋，使阙身形如一面阔两间的仿木结构石建筑。阙顶为单檐庑殿顶。阙身上部为介石支撑着阙盖，阙盖下有檐枋一周，“汉平阳府君叔神道”铭文就刻在南阙檐坊的枋头上。阙身上布满生动精致的雕刻，是研究汉雕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。
 此外，在梁武帝萧衍大通三年（529年），佛教徒铲去阙身上部分汉代雕刻，重镌佛教造像29龛和题记三则。这些雕刻和汉代雕刻迥然异趣，是研究佛教艺术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。